在传统刑法教义学中，“赌场”被界定为供不特定多人实施赌博的物理或数字化空间。随着Web 3.0时代的到来，网络赌博犯罪正经历从“传统本币结算”向“虚拟货币架构”的生态跃迁。虚拟货币因其去中心化、匿名性及跨境流转便捷等特性，已成为开设赌场犯罪的新型载体。此类行为往往披着“金融创新”的外衣，通过高倍杠杆合约、涨跌竞猜等衍生品交易模式，构建起极具迷惑性的虚拟赌博场景。

以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等典型案例为观察窗口可以发现，涉虚拟货币平台是否构成“赌场”，其核心不在于技术形态的更迭，而在于其行为本质是否符合“提供场所、制定规则、营利结算”的规范内涵。当平台脱离了正常的价值撮合功能，转而通过人为设置的“对赌结构”侵吞用户资产时，其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，与传统赌场并无二致。本文旨在通过剖析涉虚拟货币案件的司法裁判逻辑，明确虚拟场景下“赌场”的扩张边界，深入探讨客观对赌结构、主观营利目的及共同犯罪的责任分配，以期为该类新型犯罪的精准打击与法理适用提供系统化的分析框架。

 

一、“赌场”的规范内涵与虚拟场景中的扩张

传统刑法理论中，“赌场”通常被界定为“供他人实施赌博活动的场所”，既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固定场所，也涵盖临时搭建的流动场所。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，“赌场”的规范内涵逐步扩张，网络赌场作为传统赌场的数字化延伸，已被司法实践明确纳入开设赌场罪的规制范围。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《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明确规定，以营利为目的，建立赌博网站，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、接受投注的，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开设赌场行为。

涉虚拟货币开设赌场案件中，“赌场”的表现形式更为隐蔽，其以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为载体，通过“合约交易”“高倍杠杆”“涨跌竞猜”等伪装形式，构建起虚拟的赌博场景。与传统网络赌场相比，此类虚拟“赌场”更具迷惑性，往往以“金融创新”“虚拟货币投资”为噱头，刻意掩盖其赌博本质。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案件中，BKEX平台以“虚拟货币合约交易”为名，设置100至1000倍高倍杠杆与强制平仓机制，本质就是为参赌人员提供赌博场所与规则，完全符合“赌场”的规范内涵。从刑法教义学视角分析，此类虚拟平台完全符合“赌场”的规范内涵：其一，平台搭建了专门用于赌博活动的虚拟场所，为参赌人员提供交易界面与操作空间；其二，平台制定了明确的赌博规则，包括杠杆倍数、平仓规则、涨跌竞猜规则等，为赌博活动提供规范指引；其三，平台以营利为核心目的，通过收取交易手续费、侵占用户爆仓亏损资金等方式获取非法利益；其四，平台面向不特定多数人开放，吸引大量人员参与赌博，形成规模化、常态化的赌博活动。

需要明确的是，“赌场”的虚拟性并不影响其刑法评价的可能性与合理性。无论是物理赌场还是虚拟赌场，其核心功能都是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、规则与结算服务，其侵害的法益均为国家赌博管理秩序与社会公共秩序，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。正如张明楷教授在《刑法学》中所指出的，财产犯罪中的“财物”可扩张至财产性利益，同理，开设赌场罪中的“赌场”也可扩张至虚拟场景，只要行为的本质符合罪名的构成要件，就不应以形式上的差异否定其刑事可罚性。（2024）赣1181刑初313号案件中，UEEx平台虽未明确以“赌场”名义运营，但通过“猜涨跌”“疯狂竞猜”等业务，为不特定多数人提供赌博场所与规则，法院最终认定其构成开设赌场罪，正是这一逻辑的具体适用。

 

二、涉虚拟货币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

（一）客观构成要件

开设赌场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具体表现为“开设赌场”的行为，即行为人设立、经营赌场，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、规则、资金结算等综合性服务的行为。在虚拟货币场景中，此类行为的核心特征是构建“对赌结构”，这也是区分合法虚拟货币交易与非法赌博行为的关键标尺。

正常的虚拟货币交易，核心在于“市场撮合”与“价值交换”，交易双方基于对虚拟货币价值的独立判断进行买卖，收益来源于虚拟货币价格的自然波动，交易双方的利益并不具有对抗性——一方盈利并不必然导致另一方亏损，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。而涉虚拟货币开设赌场行为，核心在于“对赌输赢”，平台与用户、用户与用户之间形成明显的对抗性利益关系，收益完全取决于偶然的涨跌结果，与虚拟货币的真实价值波动无实质关联。这种“对赌结构”的认定，需重点审查以下三个核心方面：

其一，是否存在“无真实交割”的情形。真实的虚拟货币交易必然伴随虚拟货币的所有权交割，即交易双方完成虚拟货币的转移交付；而赌博性质的合约交易，往往不要求真实交割虚拟货币，用户仅需猜测涨跌方向，以虚拟货币为赌注确定输赢，平台与用户之间形成纯粹的对赌关系。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案件中，BKEX平台的永续合约业务便是典型，用户参与BTC、ETH等虚拟货币的涨跌竞猜，无需真实交割虚拟货币，仅以USDT为赌注，本质就是平台与用户的对赌行为，这也是法院认定其构成开设赌场罪的核心依据。

其二，是否设置“高倍杠杆+强制平仓”机制。高倍杠杆的设置，本质是放大用户的投注金额，大幅增加用户的亏损概率；强制平仓机制则是在用户亏损达到一定比例时，平台直接没收用户的投注资金，确保自身盈利。这种机制的设计，使得用户的亏损直接转化为平台的盈利，完全符合赌博行为“以偶然结果定输赢、以财物为赌注”的核心特征。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案件明确确认，BKEX平台提供100至1000倍高倍杠杆，通过强制平仓机制累计获取净利润约3亿元，其行为已超出正常虚拟货币交易范畴，进入赌博犯罪的规制领域。

其三，是否以用户亏损为核心盈利来源。开设赌场罪的本质是营利性，即行为人通过组织赌博活动获取非法利益。涉虚拟货币开设赌场平台的盈利，并非来源于正常的交易手续费，而是主要来源于用户的爆仓亏损资金。（2024）赣1181刑初313号案件中，UEEx平台的“猜涨跌”“疯狂竞猜”业务，平台盈利直接来源于用户的投注亏损，这一事实被法院予以明确认定；（2022）吉06刑终33号案件中，江某剑团队作为星币全球平台代理，按参赌人员的亏损金额分成，累计获利758万余元，其营利性特征极为明显，法院据此作出有罪裁判。

（二）主观构成要件

开设赌场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为故意，且要求行为人具有明确的营利目的，这是目的犯的典型构造。所谓目的犯，是指构成要件中除通常的故意要件外，另行要求行为人具有特定主观目的，且该目的所指向的利益状态超出客观行为本身，学理上称之为主观超过要素。就开设赌场罪而言，营利目的是典型的主观超过要素——行为人实施开设赌场行为，不仅需要明知自己的行为是组织赌博活动，还需具有通过该行为获取非法利益的明确目的。

在涉虚拟货币开设赌场案件中，“明知”的认定是主观构成要件的核心难点，尤其是对于技术支持、代理推广、资金结算等辅助人员而言，其“明知”的认定往往成为定罪量刑的关键。司法实践中，法院通常采用“客观推定+可反驳”的模式认定“明知”，即结合行为人的客观行为、认知能力、获利情况、规避监管的手段等，综合推定其是否明知平台的赌博性质。具体而言，以下情形可推定行为人具有“明知”：

一是行为人参与平台的核心功能设计。如技术人员参与“高倍杠杆”“强制平仓”“涨跌竞猜”等赌博相关功能的开发，应当明知该功能的设计目的是为组织赌博活动提供支撑。二是行为人获取的收益与参赌人员的投注流水、亏损金额直接挂钩。如代理推广人员按参赌流水抽佣、资金结算人员按结算金额分成，其获利方式明显区别于正常的劳务报酬，足以印证其对平台性质的认知。三是行为人采取隐蔽手段规避监管。如使用虚拟货币结算、通过境外服务器运营、利用加密社交软件推广等，说明其明知自己的行为具有违法性。四是行为人在平台被查处后，采取拉黑联系方式、销毁相关证据、逃匿等逃避查处的行为，进一步印证其对平台的赌博性质具有明确认知。

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推定并非不可反驳的预设。行为人若能提供充分、有效的证据，证明其确实不知道平台的赌博性质，如技术人员仅提供通用型技术服务，未参与平台赌博功能的设计，且未获取异常收益；代理推广人员被平台虚假宣传欺骗，误以为平台是合法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，则其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。这一逻辑既符合目的犯理论的核心要求，也充分体现了刑法谦抑原则的精神。不能仅以客观行为直接推定主观故意，必须为行为人提供合理的抗辩空间，确保定罪的准确性。

营利目的的认定相对明确。只要行为人通过组织赌博活动获取了非法利益，无论该利益的表现形式是虚拟货币还是人民币，无论是否实际提现，都可认定其具有营利目的。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案件中，陈某某作为BKEX平台代理，累计获得返佣284,264.07USDT（折合人民币约178万元），实际获利约53万元；（2024）湘0626刑初137号案件中，王某作为BKEX平台审核部负责人，获利折合人民币59万余元，两人的获利行为均被法院认定为具有营利目的，成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三）共同犯罪的认定逻辑

涉虚拟货币开设赌场案件多为团伙犯罪，通常形成“平台运营者—代理推广—技术支持—资金结算”的完整犯罪链条，各主体分工明确、相互配合，共同完成赌博活动的组织与运营。从刑法教义学视角分析，此类共同犯罪的认定，核心在于判断各主体的行为是否对赌博活动的开展起到实质作用，是否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——这正是罗克辛客观归责论的核心要求：当一个行为仅制造了被允许的一般性风险时，即便其在结果上促进了法益侵害，也不应将该结果归责于行为人。

1.平台运营者：平台运营者是赌博活动的发起者与核心控制者，负责搭建交易平台、制定赌博规则、控制资金流向、分配非法利益，其行为直接制造了侵害国家赌博管理秩序的违法风险，属于开设赌场罪的正犯，通常被认定为主犯。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案件中，BKEX平台运营者纪佳铭（在逃）与雷乐（另案处理）等人，合作开发合约交易功能，搭建完整的赌博交易系统，累计用户达27万余人，主导整个赌博活动，被法院认定为主犯，充分体现了平台运营者的正犯地位。

2.代理推广：代理推广人员通过拉人注册、建群推广、发送开户链接等方式，扩大参赌人员规模，为赌博活动提供客源支撑，其行为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实行行为，而非单纯的帮助行为。司法实践中，代理推广人员通常被认定为从犯，但对于积极发展大量下线、获利巨大的一级代理，因其对赌博活动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，可能被认定为主犯。（2022）吉06刑终33号案件中，江某剑作为代理团队总经理，负责团队的整体运营、人员管理、收益分配，组织团队拉拢参赌人员344人，累计获利462万余元，被法院认定为主犯；（2024）赣1181刑初313号案件中，钟某、蔡某红、严某生三人作为UEEx平台代理，仅负责发展少量下线，获利较少，被法院认定为从犯，两案对比清晰呈现了代理推广人员主从犯的划分标准。

3.技术支持：技术支持人员的行为是否构成共犯，核心在于判断其行为是否超出“中性技术服务”的范畴，是否明知平台的赌博性质并提供针对性的技术支持。若技术人员仅提供通用型技术服务，如服务器租赁、普通程序开发，且不知晓平台的赌博性质，则其行为属于中性行为，不构成共犯；若技术人员明知平台用于赌博，仍参与“高倍杠杆”“强制平仓”等赌博功能的开发、区块链接口维护、钱包系统搭建等针对性技术支持，则其行为制造了超出中性服务的违法风险，应认定为共犯。（2024）皖0506刑初4号案件中，杨某明知FJ集团为赌博网站提供技术支持，仍参与开发用于赌博平台的虚拟货币交易系统，被法院认定为开设赌场罪从犯；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案件中，BKEX平台的钱包部工作人员，负责用户虚拟货币的管理，为赌博活动的资金结算提供技术支持，也被法院认定为从犯，这两起案件明确了技术支持人员的共犯认定边界。

4.资金结算：资金结算人员负责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的兑换、上下分服务、赌资转移等，为赌博活动的资金流转提供保障，其行为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帮助行为，与平台运营者的正犯行为形成共同犯罪。（2021）闽0703刑初235号案件中，蒋某文、吴某、陈某三人以微信、支付宝为交易工具，为参赌人员提供USDT与人民币的双向兑换服务，被法院认定为开设赌场罪共犯；（2021）浙0702刑初903号案件中，叶某林作为“718”赌博平台银商，提供上下分服务，赚取差价获利，也被法院认定为共犯，这两起案件明确了资金结算人员的共犯认定规则。

 

三、司法认定中的核心争议

（一）虚拟货币作为赌资的认定标准

涉虚拟货币开设赌场案件中，赌资与违法所得多以虚拟货币计价，而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大、无统一定价标准，导致其折合人民币的数额认定成为实务难点。核心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：虚拟货币是否属于“赌资”？折算汇率如何确定？未提现收益是否计入违法所得？各地法院的认定思路虽有差异，但核心逻辑均围绕法益侵害本质展开。

其一，虚拟货币可以认定为赌资。赌资的核心特征是“用于赌博的财物”，只要某种财物能够作为赌博的赌注，具有可支配、可交换的经济价值，就可以认定为赌资。虚拟货币虽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，但其作为一种可支配、可交换的财产性利益载体，能够成为赌博活动的赌注，其作为赌资的法律属性已被司法实践普遍认可。（2023）闽05刑终311号案件明确认定虚拟货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财产性利益，可作为赌资认定；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与（2022）吉06刑终33号案件中，BKEX平台的USDT、星币全球平台的虚拟货币，均被法院认定为赌资，形成了统一的裁判共识。

其二，折算汇率应以案发时市场平均汇率为准。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大，不同时间点、不同平台的汇率差异较大，若以购入时汇率或提现时汇率为准，可能导致赌资数额认定偏差。结合司法实践，法院通常以案发时多个主流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平均汇率为基础，结合公安机关扣押的交易记录、审计报告，综合认定虚拟货币折合人民币的数额。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案件中，陈某某的返佣以USDT计价，法院结合案发时的汇率，将其284,264.07USDT折合为人民币约178万元，抵减后认定其非法获利约53万元，这一认定方式既符合客观事实，也具有可操作性，成为此类案件的典型认定模式。

其三，未提现收益应计入违法所得。开设赌场罪的违法所得，是指行为人通过组织赌博活动获取的全部非法利益，无论该利益是否实际提现，只要是行为人基于赌博行为所获得的收益，就应计入违法所得，依法予以追缴。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案件中，陈某某账户持有泰达币198,922USDT，虽未全部提现，但该收益系其通过代理赌博平台获得，仍被法院计入其违法所得，依法予以追缴。这一认定符合营利目的的主观要件要求——行为人只要具有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，并实际获得了收益，无论是否提现，都不影响违法所得的认定。

（二）主从犯的划分标准与责任分配

涉虚拟货币开设赌场案件的共同犯罪中，主从犯的划分直接影响量刑。核心争议在于：主从犯的划分应以“职务名称”为标准，还是以“实质作用”为标准？技术支持、代理推广等辅助人员是否一律认定为从犯？这一争议在（2022）吉06刑终33号、（2024）赣1181刑初313号案件等共同犯罪案件中尤为突出，法院的裁判思路均体现了“实质作用”优先的原则。

根据刑法教义学的基本原理，主从犯的划分应以“实质作用”为核心标准，即根据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，分为主犯与从犯——主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，包括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，以及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其他犯罪分子；从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、辅助作用的人。职务名称仅能作为参考，不能作为主从犯划分的唯一标准。

具体而言，主犯的认定应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“决策权+控制力”，即是否对赌博活动的组织、运营、规则制定、收益分配等具有主导作用。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案件中，平台创始人、主要运营者负责平台的搭建、规则制定、资金掌控，主导整个赌博活动，被法院认定为主犯；（2022）吉06刑终33号案件中，一级代理、团队核心负责人江某剑，负责团队的整体运营、人员管理、收益分配，对赌博活动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，也被法院认定为主犯，两案均体现了“决策权+控制力”的主犯认定标准。

从犯的认定应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仅起“次要、辅助作用”，即其行为是否对赌博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可有可无的辅助作用，是否没有参与核心决策与控制。（2024）赣1181刑初313号案件中，大部分下级代理、中间代理仅负责推广平台、发展少量下线，不参与平台规则制定、收益分配，起次要作用，被法院认定为从犯；（2024）皖0506刑初4号案件中，客服、普通技术人员、资金结算辅助人员，仅提供辅助服务，不参与核心决策，也被法院认定为从犯，形成了统一的从犯认定逻辑。

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技术支持人员并非一律认定为从犯。若技术人员深度参与赌博平台的核心功能设计，如开发“高倍杠杆”“强制平仓”等针对性功能，对赌博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关键作用，且获取了高额收益，则可能被认定为主犯；若仅提供通用型技术服务，起辅助作用，则认定为从犯。这一划分符合客观归责论的要求——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结果的贡献程度，决定了其刑事责任的大小。

（三）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边界与量刑逻辑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，开设赌场罪分为“普通情节”和“情节严重”。普通情节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罚金；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核心争议在于：涉虚拟货币开设赌场案件中，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标准如何把握？虚拟货币的特殊性是否会影响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？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、（2022）吉06刑终33号等案件，均围绕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展开，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裁判规则。结合涉虚拟货币案件的特点，法院通常以“赌资总额、违法所得、参赌人数、持续时间”为核心评价指标，综合认定是否属于“情节严重”。具体而言：

其一，赌资总额。虚拟货币折合人民币累计达到50万元以上，即认定为情节严重。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案件中，BKEX平台累计赌资净利润3亿元、（2022）吉06刑终33号案件中江某剑团队赌资1686万余元、（2020）吉0621刑初128号案件中习某峰等人涉案赌资854万余元，均远超50万元，被法院认定为情节严重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赌资总额的计算应以虚拟货币案发时的市场价值为准，而非购入时的价值，这更能反映法益侵害的实际程度。

其二，违法所得。非法获利折合人民币10万元以上，即认定为情节严重。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案件中，陈某某实际获利53万元、王某获利59万余元；（2022）吉06刑终33号案件中，江某剑获利462万余元，均达到情节严重标准，法院据此作出相应裁判。违法所得的计算包括已提现收益与未提现收益，只要是行为人通过赌博活动获得的收益，均应计入。

其三，参赌人数。组织30人以上参赌，或发展代理层级多、下线人数多，即认定为情节严重。（2020）吉0621刑初128号案件中，习某峰等人发展参赌用户1268人；（2022）吉06刑终33号案件中，江某剑团队拉拢参赌人员344人，均被法院认定为情节严重。参赌人数的认定，应以平台后台数据、用户注册信息、投注记录等证据为依据，确保数据的真实性。

其四，持续时间。赌博活动持续时间较长，如超过6个月，且涉案规模不断扩大，也会被认定为情节严重。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案件中，陈某某在BKEX平台担任代理长达22个月，持续发展下线、获取返佣，被法院认定为情节严重。持续时间的长短，反映了赌博活动的社会危害性大小，持续时间越长，社会危害性越大，越应认定为情节严重。

此外，跨境运营、形成多层级代理体系、赌资巨大等情形，也会触发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，加重量刑。（2024）湘0626刑初515号案件中，部分平台通过境外服务器运营，代理通过Telegram等境外社交平台推广，规避国内监管，社会危害性更大，被法院认定为情节严重；（2022）吉06刑终33号案件中，江某剑团队下设五组，各组组长发展下线，形成完整的层级体系，也被法院认定为情节严重，进一步丰富了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情形。

 

 

 

小结

综上所述，涉虚拟货币开设赌场犯罪是技术工具与赌博本质深度耦合的产物。在司法认定中，应当遵循“穿透式”审判思路，剥离虚拟货币、智能合约、永续杠杆等技术外壳，直击其“对赌输赢”的行为内核。客观上，应以是否存在“无真实交割”、“高倍杠杆+强制平仓”以及“以用户亏损为主要盈利来源”作为判定对赌结构的三个核心维度。主观上，则需通过“客观行为推定+合理抗辩排除”的逻辑，审慎认定技术支持与代理推广人员的明知状态与营利目的。

 

针对虚拟货币作为赌资的认定及“情节严重”的裁量，司法实践已逐步确立了以案发时市场汇率为基准、以实质作用决定主从犯地位的分配机制。这不仅体现了刑法应对科技犯罪的适应性，更彰显了法益保护的实效性。然而，随着去中心化协议（DeFi）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（DAO）的兴起，犯罪手段将更趋隐蔽且去中心化，这对证据链的闭环构建及跨境取证提出了更高挑战。未来，司法机关需持续深化对底层技术的研判，平衡好技术中立与刑事可罚性的界限，在严厉打击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犯罪的同时，确保刑法谦抑性原则在数字空间得到一以贯之的遵守。

 

 

律师介绍

王喆律师

 

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证据研究院深圳分院副院长、北京市京师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、联合创始人

 

联系邮箱：wangzhesddx@gmail.com

魏巍律师

 

北京市京师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、英国诺丁汉大学硕士研究生

 

专业领域：刑事合规、涉外法律服务